隋唐风云人物 李靖

脑浊

李靖凌烟阁上的唐初大臣

　　隋末大乱，李渊起兵太原，赖其第二子世民之力，统一了黄河流域，又赖李靖之力，统一了长江中下游与岭南。世民嗣位为帝，是即唐太宗。贞观十七年（公元639年）五月，太宗念股肱之臣，命图二十四人之形像于凌烟阁以纪念之。这二十四人的名次是长孙无忌、赵郡王孝恭、杜如晦、魏徵、房玄龄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、李靖、萧瑀、段志玄、刘弘基、屈突通、殷开山、柴绍、长孙顺德、张亮、侯君集、张公谨、程知节、虞世南、刘政会、唐俭、李世勣、秦叔宝，后世所谓“凌烟阁上美名传”者便是。这张名单的次序，不无有私人关系存乎其间。长孙无忌是太宗的皇后的兄弟，赵郡王则为宗室。二十四人中为太宗运筹帏幄者为房玄龄与杜如晦，最早为太宗罗致幕中者为长孙顺德与刘弘基，与太宗合力促成太原起兵的是刘弘基，军功最高者为李靖与李世勣，魏徵为文吏，敢言直谏，多所匡弼，其余诸人各有其贡献，所以这张名单是有其意义的，但其顺序则是不公平的。意或当时定此名单，以私人关系为出发点，顺手写来，未作客观的考虑。

　　汉高祖平定项羽，论功行赏，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的张良居首，如以此为准，则房玄龄宜居首位。韩信是高祖的最高统帅，军功最高，故高祖置于三杰之中，则李靖居尉迟敬德之下，李世勣居最后第二名，亦失准则。长孙无忌虽为懿亲，功亦不小，但新旧《唐书》中，地位均不甚高，《旧唐书》尚列于高士廉之下，而在房玄龄、杜如晦之前。李靖、李勣（即世勣）紧接于房、杜之后，而在尉迟敬德等之前。《新唐书》中长孙无忌传为三十，李靖、李勣则为十八，房玄龄、杜如晦则为二十一，足证在欧阳修的心目中，长孙无忌之地位不如两李与房、杜了。就军功论，李靖在当时确居第一重要的地位。

宦门之后熟习兵法

　　李靖字药师（《旧唐书》作原名药师），京兆三原人。他的祖父名崇义，仕后魏，任殷州刺史，封永康公。父名诠，仕隋，任赵郡守，所以他出生于仕宦世家。幼习书史，姿容秀美，仪态魁伟，堪称为美丈夫，在唐人小说中，是《红拂传》的主人公之一。他对于文史书籍，虽然熟习，但他不愿作章句之士，常谓所亲曰：“丈夫遭遇，要当以功名取富贵”，因此他专攻兵学，熟读《孙子兵法》等兵家名著，殊有心得。他的舅父，是隋代第一名将韩擒虎，他们舅甥二人，经常研讨兵法，擒虎尝抚之曰：“可与论孙吴之术者，唯斯人矣。”足证韩擒虎对于这位外甥的军事学识之欣赏了。隋政府中他曾任殿内直，唐人小说中，称他曾经谒见杨素，事亦不虚，素时任尚书左仆射（宰相），尝指其所坐之床曰：“卿终当坐此。”足证杨素也非常赏识其才能，但不能重用。他也见过当时的吏部尚书牛弘，牛弘也称他为“王佐才”，但也未予适当的安排。炀帝亲征突厥而被围于马邑时，他正担任着马邑丞的官职，为炀帝解马邑之围的，是太原留守李渊所派的云定兴和他的次子世民所率的部队，兵数极少，本不足退敌，是采用世民的疑兵计，把敌人吓跑的。但在李靖看来，李渊父子即将反隋，因决向炀帝告密。时天下已大乱，而炀帝则游兴正浓，已经到扬州去了。

　　李靖行至长安，东行之路已不通，因而迟留下来。时李渊父子已经起兵，循下河东，败隋将宋老生于霍邑，并进略关中，长安被围，城破，李靖被唐军所俘。由于他有告发李渊谋反的企图，因欲杀之，业已绑赴刑场待决，靖大呼曰：“公起义兵，本为天下除暴乱，不欲就大事，而以私怨斩壮士乎?”李渊闻而壮之，世民又固请释之，因而不死，即被世民延入幕中，李靖就做了世民的宾客。世民征王世充之役，李靖亦随征，因功授开府之职，这是高祖武德三年的事。如何立功，史无记载，无可查考。

平定长江中下游与安定岭南的大功

　　当唐军正在对王世充作战时，大概由于李世民赏识李靖的才能，唐忽然要派李靖联合盘踞长江中游的萧铣。当时长江中下游由萧铣、杜伏威、李子通、沈法兴等分别割据，杜伏威先输诚投唐，李子通与沈法兴则互相攻击，扩充彼此的势力圈，而萧铣则在今湖北江汉流域，称王之后，又复称帝，其割据地盘南及岭南，势力相当广大，拥有兵力达四十万之多。唐之所以要对萧铣和好，似在解除杜伏威和益州的危机。杜伏威是唐在长江下游的唯一基地，时大河两岸战事方殷，万一杜伏威遭受攻击，唐将鞭长莫及，入可为援的困窘，故以外交手腕舒此困难。又其时巴蜀已归于唐，萧铣兵众，曾启战端。

　　萧铣是南朝萧梁的后裔，梁宣帝便是他的曾祖父。他的祖父萧岩，本属于隋，后来降陈，陈亡被隋所杀。铣又少孤，庸书自给，但事母至孝，名重乡里。炀帝以其有外戚之谊（炀帝之后为萧氏）任以罗川令之职。大业末年（公元618年），天下纷崩，到处叛变。岳州校尉董景珍、雷师猛等，旅帅郑文秀、许玄彻等策动反隋，众推董景珍为主，景珍以家素寒微，众必不从，建议推铣，众从之。于是萧铣由罗川令而为梁王。所以萧铣之称兵，不是为了复兴梁的旧业，而是临时被众所推的。此与秦末天下大乱，诸侯之裔纷起自复其国者，大不相同，萧铣旋即称梁王，又进称梁帝，立年号，封官号，俨然成一小朝廷。武德元年（公元618年），迁都江陵，曾派杨道生攻硖州（宜昌），但为刺史许绍所击破。唐高祖又命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击之，拔其通、开二州。该方面，萧铣与唐亦有瓜葛，为唐和萧铣媾和的另一主要原因。此外，蜀的内部亦有问题。巴蜀在李渊初起兵于太原时，即派人游说，与山南（即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区）同归于唐，但内部仍有纷乱，如冉肇则等纷纷向唐的统治力量挑衅，便是一例。故李靖之经巴至荆，负有两项重大使命，即平定巴蜀的反侧分子，与萧铣和好，暂维均势。李靖才能，既被李渊父子赏识，故特别派他担任此项任务。和萧铣是他表面的任务，平萧铣是他实际的任务。

　　其时唐在山南与巴蜀的守将有二： 一为庐江王李瑗，一为赵郡王李孝恭。李靖至金州（今陕西安康），适值山贼作乱，庐江王讨之，反为所败，靖乃佐庐江王作战，平之，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。及至硖州，萧铣又不即接纳，故迟留于硖，不能前进。唐高祖责其沿途淹留，密令硖州都督许绍斩之，时运未通的李靖几乎丧失生命。幸而许绍颇爱李靖的才能，为其请命于高祖，始获免死。时开州的蛮人冉肇则作乱，赵郡王孝恭讨之，反为贼败。靖乃佐孝恭征冉肇则，率兵六百，袭破其营垒，又在险要处设伏，阵斩肇则，俘其众五千余人，捷报至京，高祖大悦，谓群臣曰：“朕闻使功不如使过，李靖果展其效。”因降玺书劳之曰：“卿竭诚尽力，功效特彰，远览至诚，极以嘉赏，勿忧富贵也。”又特别下手敕奖之曰：“既往不咎，旧事吾久已忘之矣。”从这一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高祖是因旧恨而欲除李靖，若非许绍之请免，靖早已身首异处了。若非斩冉肇则之功，李靖安能得高祖之奖饰?高祖固多因风转舵自下台阶之机智，然李靖之才能，到处受到照拂，亦其幸也。

　　武德四年，李靖献平定萧铣的十策，内容如何，史无记载，难知其详，但从高祖采纳其建议来看，其计深合高祖之意，显然可知。高祖乃命孝恭任总管，李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的行军长史，并以孝恭不晓军事，“三军之任，一以委靖”。（按此为太宗的手书，见后文。)李靖至此，始获高祖的完全信任，虽亲贵如赵郡王，亦不如也。是年八月，大军集于夔州，将对萧铣进行总攻击。但萧铣却认为时当秋潦，江水迅急，由三峡出师，不利行军，以为唐军必难骤至，反不做准备，正授李靖以可乘之机。

　　三峡秋潦，李靖部属亦以为险，建议且待水退，再行进军。李靖却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兵贵神速，机不可失。今兵始集，铣尚未知，若乘水涨之势，倏忽至城下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此兵家上策。纵彼知我，仓促征兵，无以应敌，此必成擒也。”李靖是孝恭的长史，虽然他得到“三军之任，悉以委靖”的指示，但他仍保持他和主帅间的分寸，得到孝恭同意后，始实行其作战计划。

　　唐军克荆门，进至夷陵，萧铣使文士弘率精兵数万以拒之，梁兵屯清江口，孝恭主张径行进攻，李靖不同意。他说：“士弘铣之健将，士卒骁勇，今新失荆门，尽兵出战，此是救亡之师，恐不可当也。宜自泊南岸，勿与争锋，待其气衰，然后奋击，破之必矣。”但是孝恭居然摆出统帅的架子，坚主出击，留靖守营地，亲自与敌合战，却被梁军所败，奔于南岸。萧梁军在战胜中，大肆抢掠，各负重物，军乱不成行列，毫无纪律可言，李靖见此情况，纵兵击之，梁军遂大败，军舰之被俘者四百余艘，部队之被杀和溺毙者万人。孝恭乃以李靖为先锋，率兵五千，营于江陵城下，并以大队空船，顺流而下，以疑萧铣之援军，其大军继靖之后，以增声势。靖兵既至城下，萧铣始惧，向下游各地征兵。但援军见多空船，自上流而下，疑江陵已失，不敢轻进，使人往前方哨探。既知江陵尚安然无恙，始再前进，靖军即在萧铣援军迟疑未进之际，破其骁将杨君茂、郑文秀等，俘其甲卒四千余人，于是挥军围城，翌日萧铣即降，援军十余万虽至，已无济于事。这真是所谓兵机，胜负之分，间不容发，李靖之善于用兵，此其一例。

　　唐军既入江陵，号令严肃，秋毫无犯。诸将咸请于孝恭，希望藉没其敌军将士之家，以赏将士。李靖以为不可，他说： 王者之师，义存吊伐，百姓既受驱迫，拒战岂其所愿?且犬吠非其主，无容同叛逆之科，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高祖也。今新定荆郢，宜弘宽大，以慰远近之心，降而籍之，恐非救焚拯溺之义。但恐自此已南城镇，各坚守不下。非计之善。（《旧唐书》卷六十七《李靖》，《唐书》记载，与此大同小异。）由此可知李靖不但长于军事战，而且更长于政治战与心理战。幸而孝恭采纳了李靖的建议，于是江汉的城镇，都争先恐后地投降唐军。捷报传至京都，高祖拜靖为上柱国，封永康县公，赐物二千五百段，任命为检校荆州刺史，承制拜授。所谓承制拜授，也就是由李靖斟酌地方情形先行封赏，然后奏报朝廷，与后世所谓“钦赐上方宝剑便宜行事”者相类似。这是唐高祖对李靖特授大权之始。

　　于是李靖度岭至桂州（桂林一带），遣人分道招抚，各地大首领如冯央、李光度、宁真长等，皆遣子弟至军前，接洽投诚。靖承制各授官爵，共得九十六州，六十余万户。高祖优诏劳勉，任以岭南道抚慰大使，检校桂州总管。靖既定岭南，深知其地区域辽广，俗陋，威以兵势以后，更宜以礼义教化之，以变其风俗。乃亲自率兵南巡，所到之处，无不问民间疾苦，延见地方长老，宣布天子恩德，远近百姓，咸表欣服。由此，可知李靖是懂得政治措施、收揽民心的。所以他有大将的才具，决不是一勇之夫所能望其项背的。

　　辅公祏者，本杜伏威之部将。武德六年，杜伏威至长安觐见高祖，留辅公祏居守，而以养子王雄诞率兵副之。辅公祏与伏威情好弥笃，伏威知其野心甚大，特嘱雄诞不可失职，“无容公祏为变”。但是公祏竟乘机称叛，诡以奉伏威之命，夺雄诞兵起事，国号宋，都于陈之旧都建康（当时称丹阳），任命百官，修缮军械，转储粮食，并派徐绍宗侵海州，陈正通寇寿阳，长江下游，又呈紧张态势。唐高祖对于这一叛变事件，十分重视，仍以赵郡王孝恭为帅，并召李靖入朝，面授方略，仍令佐孝恭东讨辅公祏。出征部队包括李世勣在内的七个总管，都由孝恭节制，实际上都受李靖指挥。

　　辅公祏对唐军来攻，也全力拒战，主力在防守由长江东下的唐军，他以冯惠亮率水师三万屯当涂，陈正通率步骑二万屯青林，自梁山连锁，切断长江的水道，并筑却月城，达十余里之长，以取犄角之势，兵势也相当的锐利。唐军分五路进攻，赵郡王孝恭趋九江，岭南大使李靖趋宣城，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，齐州总管李世勣由淮泗南趋，河南大使任怀攻扬子城。出宣城的一路显然是攻梁山的主力。靖军下芜湖后，进迫梁山。诸将建议：“彼劲兵连栅，将不战疲劳我师，直趋丹阳，空其巢窟，惠亮等自降。”李靖认为这一作战计划是危道，他解释道：“二军虽精，而公祏所自恃亦锐卒也。既保石头（南京），则牢未可拔。我留不得，退有所忌，腹背蒙患，非百全计，且惠亮正通，百战余贼，非怯野斗，今方持重，特（疑为待字之误）公祏之计尔。若出不意，挑攻其城，必破之，惠亮拔，公祏擒矣。”我们知道李靖深究诸葛亮的兵学，故行军持重，求万全必胜之途而不肯轻易冒险，孝恭深以靖策为然，于是李靖率领黄君汉等部，水陆齐进，奋力攻击，经苦战后杀敌万余人，惠亮等知不敌，自行遁走。靖乃率轻骑，径趋丹阳，公祏惧，虽拥众尚有十余万而战斗意志消失，乃以五百骑奔会稽，其部将吴骚、孙安谋叛公祏，公祏弃眷属，仅率数十骑奔武康，被野人所执，送至唐军大本营丹阳，孝恭杀之，江浙遂平，这是李靖另一次战功。高祖闻其捷，叹曰：“靖乃铣、公祏之膏肓也，古韩、白、卫、霍不能加。”乃赐靖物千段、马百匹、奴婢百余口，设东南道行台，任靖为行台兵部尚书，行台废，任靖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江南善后，悉凭处理。

定襄之捷与白道之捷

　　突厥自后魏而降，已深入漠南地区，隋末大乱，北边割据势力，或为其所立，或依为后遁，虽渐为唐军扫平，但刘武周尚逃突厥，时欲恢复其旧日地盘，突厥也靠了这些叛逆，时时入侵，一度发展至渭河流域，虽为李世民所击败，但其南侵企图，迄未终止。武德六年，突厥又寇太原，靖以江南兵万余守太谷，但诸将之与突厥战者，都被击败，惟李靖所部独全，乃被任检校安州大都督。安州在今河北密云境，盖依李靖为北方备胡的长城了。武德九年，突厥奠贺咄设寇边，委靖任灵州道行军总管。时颉利可汗径寇泾阳，京师震动，李靖则以锐卒兼道而驰，直趋幽州，邀击其后路。会和亲告成，突厥自退，否则这一场战争，又要让李靖建立一次不世的军功了。

　　武德九年，发生玄武门事变，太子建成等被秦王世民部下所杀，高祖遂立世民为太子，也就在这一年高祖让位于太子，是即唐太宗，而以翌年为贞观元年。太宗追录前功，拜靖为刑部尚书，实封四百户。翌年，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。又翌年，转任兵部尚书。

　　其时，突厥又对唐叛离，太宗遂有进攻突厥的企图，于是李靖以兵部尚书出任代州道行军总管（《旧唐书》作定襄道行军总管）。李靖亲率骁骑三千，直趋恶阳岭以逼突厥。突厥颉利可汗素知李靖持重，不轻冒险，见其骤至，大出意外，以为唐兵必倾国而来，否则李靖决不敢孤军深入，因而大惧，其军一夕数惊，李靖侦知之，乃遣谍离间其心腹，颉利可汗的亲信康苏密来降。翌年，李靖夜攻定襄，破之，俘获隋齐王之子杨正道及炀帝的萧皇后，送至京师。颉利仅以身免，遁去。太宗大喜，对李靖说：“昔李陵提步卒五千，不免身降匈奴，尚得书名竹帛。卿以三千骑深入虏庭，克复定襄，威震北狄，古今所未有，足报往年渭水之役。”可知太宗对于李靖此役的胜利，得意之至，因封靖为代国公，赐物六百段，并加赐名马宝器。

　　颉利既遁，仍保铁山（山西右玉县境）遣使向太宗谢罪，并请举国内附，但心仍犹豫，颇有乘机而动的企图，太宗也有乘此机会剪除突厥之意，乃命李靖出任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往迎颉利。贞观四年二月，太宗遣鸿胪寺卿唐俭、将军安修仁慰谕李靖，并出使突厥。太宗虽然没有给李靖什么指示，但是他的用意，李靖是了解的，因此，他对将军张公谨说：“诏使到彼，虏必自宽，应选精骑一万，持粮二十日，引兵自白道袭之。”白道即自内蒙上阴山的一段石灰岩路。张公谨说：“诏许其降，行人在彼，未宜讨击。”李靖坚持主张，他说：“此兵机也，时不可失，此韩信所以下齐也。如唐俭等辈，何足可惜?”时李勣亦作同样的建议，靖意更坚，乃督军疾进，李勣则进屯碛口以策应之。靖军至阴山，遇突厥千余帐，皆俘之，令随军前进，不令消息外泄。颉利见唐使至，大悦，并未计及唐军骤至。李靖部队接近颉利牙帐仅十五里（《唐书》作七里），颉利惶恐，先行遁去，部众因而溃散，靖军斩敌万余人，俘其男女十余万，杀颉利之妻隋义成公主，颉利欲退碛北，但在碛口被李勣击败，乘千里马投吐谷浑，被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所俘，献于唐王，突利可汗亦来投降，东突厥自此消灭，归入唐的领土。自此扩至阴山以外，定襄以北遂无突厥之患。这是李靖又一次为国家建立的大功勋。

　　唐太宗对于李靖这次大捷，非常喜悦，曾对其侍臣说： 朕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往者国家草创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突厥，朕未尝不痛心疾首，志灭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今者暂动偏师，无往不捷，单于欵塞，耻其雪乎!（同上）于是大赦天下，欢宴五日。但是御史大夫温彦博忌其功，谮李靖于太宗之前，谓“靖军无纲纪，致令虏中奇宝，散于乱兵之手”。太宗因此对靖大加谴责，靖叩首良久谢罪。但太宗又对李靖说：“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以罪诛戮，朕则不然，赦公之罪，录公之勋。”因下诏加左光禄大夫，赐绢千匹，加封食邑百户。未几，太宗悟，谓靖曰：“前人害公，今朕意已悟，公勿以为怀。”又赐绢二千匹（《唐书》作一千匹），拜尚书右仆射。按李靖曾于攻克江陵时，封其府库，秋毫无犯，江陵为富庶之区，靖能如此，况于虏廷乎?又史万岁克达头可汗，杨素疾其功，因而见诛，所谓贪墨，仅为借口，实亦莫须有之事。李靖受责，不加申辩，唯叩头谢罪，其修养之高，令人敬佩。但事实胜于雄辩，靖之无过而被诬，太宗日后自知，其向李靖说明原委，亦足以见太宗之开明。

急流勇退力疾征胡

　　李靖既屡建不世的功勋，唐太宗因而授予尚书右仆射的职务，那是与宰相类似的官位，也就是要他执掌政务、参与朝政的决策。可是李靖与尚书左仆射等议论政治，小心谨慎，好像不善言词似的，实际上这是他的谦逊，他已在军事方面，显露其高人一等的才能，在政治上他不愿再露锋芒。虽然唐太宗并不是像隋文帝父子那样猜忌多端的国君，但他不能不有所避嫌，以保安全。

　　贞观八年，太宗任十六道巡察大使，寻访各道风俗，以供政治措施之参考，而以李靖为畿内道大使。李靖以足疾，不便行动为理由，上表恳辞一切职务，请赐骸骨归老，言词至为恳切，这是急流勇退，并不是政治姿态。太宗感其诚，乃使中书侍郎岑文本告靖曰：“朕观自古以来，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，不问愚智，莫能自知，才虽不堪，强欲居职，纵有疾病，犹自勉强。公能识达大体，深足可嘉。朕今非直成公雅志，欲以公为一代楷模。”于是特下优诏，加授特进，听任在第摄养，并赐物千段，尚乘马两匹，禄赐国官，府佐并依旧给，并且要他在病患稍痊时，每两三日至门下中书，共同平章政事。翌年，又赐灵寿杖，助其行动。特请的职位，略似汉光武帝时奉朝请，与今日总统府资政相类似，所不同者，则仍要靖在疾瘳时至门下中书议事，这虽然是一句慰藉之词，但亦足以见太宗对靖依畀之深。其赐灵寿杖，在太宗主政时期，殆仅一人，也是李靖的殊荣，太宗对他的关切。

　　末几，吐谷浑寇边，太宗对左右侍臣说：“得李靖为帅，岂非善也!”消息传到李靖那里，李靖往见房玄龄，表示年虽老迈，尚堪一行。太宗闻之，大喜，乃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统辖兵部尚书任城王道宗、凉州都督李大亮、右卫将军李道彦、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总管（《唐书》作五总管），西征吐谷浑。从这一点看，李靖以足疾称老乞骸骨，并不是真的不堪任事，而是借口求退，保全自己而作光荣的下台，等到国家需要他时，他依然自告奋勇，为疆土的安定，为国家服务，他的爱国情操，值得我们钦佩。

　　贞观九年，李靖率大军，前进至伏俟城（今青海西，即隋的西海郡，东魏时吐谷浑夸吕始可汗以此为都）。吐谷浑闻大军至，尽烧其草地而退保大非川（今青海西，即布喀河）。诸将都以为马无野草，已羸瘦，不可赴敌，须俟春草生，始可进兵。唯李靖以为机不可失，决计迅速进攻，踰积石山，深入敌境，前后大战数十次，杀敌无数，吐谷浑部众来降者甚多，其首伏允自知不敌，苦愁无计，乃自缢而死。李靖更立慕容顺为其王，而胜利班师。先是在行军前进中，被任为盐泽总管的利州刺史高甑生不遵约期而后至，李靖薄责之，甑生因而生恨，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密告李靖谋反。这两个人真是第一等的笨蛋，李靖如果谋反，他怎会班师回朝?太宗时代府兵制度尚仍完整，所谓府兵制，国家有征伐需要，向各府征兵，战事结束，将归于朝，兵归于府，李靖既已班师，兵柄已失，何从造反?这是一查明的事。太宗因命法官查证其事，甑生等都得诬罔之罪。但李靖因此事件，却闭门家居，杜绝宾客往来，即亲戚也难进入其家。幸逢明世，而甑生等羽翼未丰，无法构陷其罪，此后的李靖，更加小心谨慎，其自处之道，是十分周全的，所以他能安居静养，不再受谣言的攻击。

　　贞观十一年改封卫国公（《唐书》作十八年），授濮州刺史，仍令依代袭例，不赴任，这是后世称李靖为李卫公的由来。贞观十四年，靖妻卒。太宗特别下诏，令其坟墓，悉依汉代卫青、霍去病的故事，墓园筑铁山与积石山之形，以旌表其殊功。十七年，下诏在凌烟阁上，图形二十四开国功臣，靖亦与焉，并进封为开府仪三司，贞观十八年，太宗特至其第，慰问其疾病，赐绢五百匹。由此，可知太宗对李靖的关切之深，亦足以见其君臣之间的辑睦无间。

　　会太宗将伐辽东，特召李靖入见，赐坐御前而问之曰：“公南平吴会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，唯辽东有高丽未服，公意如何?”李靖答曰：“臣往者凭借天威，薄展微效，今残年朽骨，唯拟此行，阶下不弃，老臣病期瘳矣。”他听到国家将有事于辽东，他的雄心又起，顾不得他自己的老病，又请缨出征了。但那时的李靖，比不得十年以前，故太宗愍其羸老，不许其行。贞观二十三年，李靖病已渐深，太宗又去视疾，对李靖流着涕泪道：“公乃朕生平故人，于国有劳，今病若此，为公忧之。”是年卒于家，享寿七十九岁。按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为公元649年，上推七十九年，为公元570年，为陈宣帝太建二年，便是李靖的生年，时北朝为齐周对立的时期，齐势尚较周为强。突厥大举入寇，是在炀帝大业十一年，即公元615年，炀帝被围于马邑，当在是年，则李靖年四十四岁，其归唐盖在四十五岁。唐之统一全国，黄河流域之统一，完全是秦王世民之功，长江中游与岭南的统一，则完全是李靖之功，而北方边患之完全解除，又完全是李靖之功，所谓“南平吴会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”，是简言之，尚未包括定岭南及其施行教化之功在内。

　　李靖既卒，太宗追赐司徒、并州都督，并赐班剑四十人及羽葆鼓吹，参加丧礼，赐陪葬昭陵，谥曰景武，盖亦殊荣也。太宗曾给李靖的手笔诏书数通，其中有二件： 一曰：“兵事节度皆付公，吾不从中治也。”一曰：“有昼夜视公疾大老妪，遣来，吾欲熟知公起居也。”都是稀世珍品，藏于靖家，由其五代孙献于文宗，深受喜爱。又有李靖所用佩笔，以木为管弢，刻金其上，别为环，以限其间，笔尚可用。靖破萧铣所赐于阗玉带及火鉴、大觿、算囊等物，天子皆深惜之，留于禁中，以敕模诏本还彦芳，其见尊如此。后来权德兴读太宗给李靖的手诏，感动得流下涕泪说：“君臣之际乃尔邪!”其相得之深，后世仍感人若此，殊为历史上所罕见。靖子德寒承爵，官至将作少匠，与太子承乾善，承乾被废，德寒亦获罪，戍岭南，以父勋改窜吴郡。靖兄端字药王，以靖之功而承袭永康县公。靖功如日在天，但其兄弟之赖以获官者仅药王一人。另一弟客师，以累战有功而封丹阳郡公，非以靖功之故。卒年九十，是李靖兄弟中享寿最高者。

兵法问答

　　我们综观李靖的毕生战功，其所掌握的大原则有二： 一曰兵机的认识与切实的把握；一曰奇正攻守的切实运用，出其无备，攻其不意，更是他惯用的战略原则。如乘三峡水涨之势而总攻萧铣，便是乘其不备；如至硖州而暂停进攻，便是守以观变；如攻辅公祏，兵至梁山，不用径攻丹阳的奇兵，而与守兵激战，这是正道；如攻定襄，以骁骑三千径趋颉利，和白道的万骑进击，这是奇兵，兼采出其不意和攻其无备的战略原则。他的军事思想，大体是出孙子、吴子等家的兵学理论，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与八阵图的改进，尤多心得。他的实战经验，大体上都由战史上得来，尤取诸葛亮的持重安全原则，他由白道以轻骑袭颉利，时唐使张俭等尚在虏庭，或以张俭等的安全为理由，他引韩信破齐的战史为例，以释群疑。韩信破齐的战史事实上是这样的： 当楚汉相持时，齐王田横在楚北，常为楚患，故汉高祖刘邦派郦食其为特别代表，结齐抗楚。郦食其在齐营，双方意见颇融洽，而韩信率军自北方趋齐营，齐以杀害郦食其来要挟韩信退兵，韩信不顾，齐遂破，那便是牺牲郦食其而成定齐之功。李靖引用这个故事，乘唐使在突厥修好，不为应敌的准备，于是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而竟破突厥，颉利匆忙遁走，张俭等亦安然无恙，这是他比韩信更高明的地方。妙在他的行动能保守最高度的机密，至距离颉利牙帐十里左右，始被发觉，兵者诡道，轻袭之师，尤贵行动秘密而神速，李靖得之矣。

　　在他的许多大战役中，只有一次小挫，但即转败为胜，李靖可以说是唐的常胜将军。其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依仗他的六花阵者甚多。关于阵法，唐太宗亦所未悉，现存的《李卫公兵法问答》，就是太宗对李靖行军，多有不明白处而有询问，李靖就其所问而作解答。这里，我们把太宗有关六花阵与李靖的问答，摘录其原文数则如下：太宗问曰：“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，斯八阵何义也?”靖曰：“传之者误也，古人秘藏此法，故诡设八名耳。八阵本一也，分为八焉。若天地者本乎旗号，风云者本乎旙名；龙、虎、鸟、蛇者本乎队伍之名。后世诡设物象，何止八而已乎?”

　　太宗曰：“卿所制六花阵，出何术?”靖对曰：“臣所本，诸葛亮八阵也。大阵包小阵，大营包小营，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，古制如此，臣为图因之。故外画之方，内环一，作画之圆，是成六花也。俗所号耳。”太宗曰：“内圆外方，何谓也?”靖曰：“方生于正，圆生于奇，方所以规其步，圆所以缀其旋，是以步数定于地，行缀定于天。步定所以缀其旋，是以步定于地，行缀定于天。步定整齐则变化不乱。八阵为六，武侯之旧法也。”太宗曰：“卿六花阵，画地几何?”曰：“大阅方千二百步者，其义列阵各占地四百步，分为东西两厢，云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。臣尝教士三万，每陈五千人，以其一为营法，五为方、圆、曲、直、锐之形，凡二十五变而止。”

　　太宗问曰：“阵数有九，中心零（疑为圆形）者，大将握之，四面八向皆取准焉。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以前为后，以后为前，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，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，敌冲其中，两头皆救。”“数起于五而终于八，何谓也?”靖曰：“诸葛亮以石纵横，布为八行方阵之法，即此图也。”又曰：“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阵图，并司马法，诸葛亮奇正之法，此已精悉。”“大将居中”，“阵间容阵，队间容队，四头八尾，敌冲其中，两头皆救”，此六花阵之所以无敌于天下也。太宗的战法，是在两军作战时，观察双方形势，发现敌方有可乘之隙，即以轻骑数骑或数十骑，突出其后，冲入敌阵，前后夹攻，敌必败乱而获胜，这是他无师自通的创作，原无所谓阵法。但自被单雄信所乘，几致危殆后，轻骑出击，亦不常用，因此，对李靖之有惊无险的胜利，怪而问其六花阵法之内容。君臣们于闲而无事之际，讨论兵法，一则择其可疑之处而问之，一则就问作答而解释其疑窦，此亦君臣相契无间的事实证明。殿廷成为君臣研究兵法之所，亦唯太宗与李靖行之。李靖之六花阵，虽由八阵改革而来，但是经过他的修正，八阵更切于实战之用，李靖对于兵法研究而深有心得，由此可知。太宗在许多著有战功的将帅中，特重李靖，是有其客观标准的，绝无私人好恶存于其间，是非常清楚的事实。所以当吐谷浑入寇时，他有“若得李靖为将，岂不善也！”的感想。当他亲征辽东时，还特别征询李靖的意见。按太宗亲征高句丽首次是在贞观十八年，第二次是在贞观十九年，皆以李勣为主将，李靖虽请行，而太宗愍其羸老而不许。李靖是卒于贞观二十三年，年七十有九，那请征高句丽时年已七十四岁，太宗之不许，是同情他，君臣相互怜惜，跃然可见。李靖人格之完整与兵学之沉深，则迥非李勣能及。

　　《新唐书》对李靖的批评，有云：“阖门称疾，畏远权逼，功大而主不疑，虽古哲，何以尚兹!”这一评论，是很公正的。《旧唐书》对李靖的批评，则说：“卫公将家子弟，绰有渭阳之风（指韩擒虎），临戎出师，凛然威断，位重能避，功成益谦，铭之鼎钟，何惭耿邓，美哉!”这一结论，我们颇有同感，所谓耿邓，就是汉光武帝的开国元勋耿弇、邓禹。耿弇的军略可与李靖媲美，但军纪方面大有问题，每当胜利，常多杀戮，劫掠之事也时常发生，李卫公实贤于耿弇。至于邓禹，是以经生从戎，但自河北经山西南部而趋长安，中遭大挫败，从此不再顾问军事，而李靖则为常胜将军，在军功方面，邓禹亦不能媲美于李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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脑浊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那个李靖是商代的好么

比奇省长

四大天王的爸爸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