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社会最悲催的阶级:地主、富农

岑溪我的老家

中国社会最悲催的阶级：地主、富农



自驾愚翁

原创

2024-3-1514:14河北


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，一直存在着一个最悲催的阶级——地主。

为什么说地主是最悲催的阶级呢？

先从历史上说：地主自古就是官府、军队和土匪最爱“眷顾”的对象。



官府的税收只能对地主去说，你有多少地，按土地的多少确定征收粮食的数量。哪个地主敢不服从？对一般农民来说，就不存在这样的事，你官府让我交税，“对不起，我没有土地，我还是靠给地主干活才有饭吃呢”，再挤兑急了，农民可以卷起行李，一走了之。他没有不动产，没有舍不得的东西，走到哪儿都可以给别人做工养活自己。地主有土地，而土地不能搬动，地主只能老老实实地缴纳税赋，绝对不敢得罪官府。

打仗了，军队要行军，队伍走到哪里，一定是找地方上的地主家去“打扰”，军官的吃喝用度，他一定要找地主来侍候。地主必定不敢得罪军队，沏茶倒水、点火做饭犒劳长官；给长官腾出家里最好的房子给长官休息。就连慈禧从北京出逃的路上，夜晚也都是在途经的地主家休息。

土匪，打家劫舍，人尽皆知。土匪只抢地主，地主有粮食，也许还有点钱，抢去了就可以吃一阵子、花一阵子。土匪不抢贫农，因为他知道到农民家里抢不到东西；顶多到农民家里打听一下，哪个地主家有粮有钱。

多数的地主和长工的关系，像《白鹿原》中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那样，同吃同劳动。有的长工住在地主家里，像鹿三那样。也长工有的人自己有家、有孩子有老婆，上工时每天固定到一个地主家里去干活，收工后回自己的家。地主要按时给长工工钱或是粮食，让长工家里的人也能生活下去。地主和长工的关系，有点像“异姓兄弟”。



如果哪一个地主都像《白鹿原》中鹿子霖那样，总把地主和长工的关系看成是“主仆”关系，他在这个地方一定是呆不下去的。

如果地主太坏，他一定找不到长工；如果长工不会干活，也一定找不到做工的地方。一定是双方都感觉对方挺好，才能在一起种地。

地主和佃户的关系，就像是当下的“工程方”和“施工方”。地主用田地、种子和肥料作为投资，经过“招标”（也可以说是“谈判”），佃户提供农用具、投入劳动力，秋收后按约定的比例分成 。这时，地主要的比例过高，佃户觉得一年的劳作养活不了一家人，肯定不会给这个地主种地；反过来，也是这样，佃户要的比例过高，地主一盘算，自己家里人不够吃，也一定不会把田地让这个佃户去种。

假如哪个地主，胆敢在一个地方上称王称霸，那他家一定是有政府或军队官员作后盾的，这样的地主太少了，大概到不了百分之一。

多数的地主，在封建社会里，无处不小心翼翼，对官府、军队和土匪点头哈腰，花钱买平安；极力讨好乡亲百姓，唯恐得罪了谁，遭到暗算、使坏。

再从现实说：

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到，地主和他们的子女受到了最为深刻的教育。土改运动来了，地主、富农划为阶级敌人，人被斗争，浮财、土地、房屋被分给了贫下中农。



他们的子女还被剥夺了入学、参加工作的权利。

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地主富农又迎来了被第二次斗争，不管男女都剃成阴阳头，挂上大纸牌子，游街挨打。

你说这样的命运悲催不悲催？

1979年1月11日，中共中央作出《关于地主、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、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》：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，老实劳动，不做坏事的地主、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，一律摘掉帽子，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。地主、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，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，不应再作为地主、富农家庭出身。

这才让那些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有了与其他人一样的政治待遇、一样的学习待遇、一样的生存待遇。可谓是他们得到了解放。

岑溪我的老家

老毛的阶级斗争，人为的制造无数的敌人，即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甚至知识分子也差一点被老毛列为敌人，也就是所谓的臭老九。